「如果生老病死是一堂生命課，華人社會往往只修了『生』的學分。」著名作家龍應台這樣說過，她在發現母親失智時，決定放下手上工作，好好陪伴那時已93歲的母親過活。

台灣社會以「三等老人」形容一群在家「等看電視、等吃飯和等孩子回家」的長者，在「等候」的同時，他們也不知不覺間成為被社會忽視、地位低下的一群—雖然政府聲稱已投撥了不少資源在安老福利上。當然，這不只是發生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經歷人口老化的城市，包括香港。

雖然如此，「家」還是不少長者希望安老的地方，因為，家終歸是家，是自己辛苦工作多年換來的磚頭，一桌一椅都是自己數十年每天相對的物件。即使在家無所事事，也比起在老人院過得自在。「我想在家終老，可以嗎？」

龔伯伯與龔婆婆今年89歲了，兩人與六十多歲的兒子一起住在二百多呎的房子。

海葵與小丑魚二人共生，他們身體上的缺陷剛好互相填補，誰在人生路先走一步，另一人都難以繼續生活下去。他摺被單，她看電視——不，準確來說，她是聽電視；伯伯說她眼睛不好，只能夠隱約看到影像。她看不見，他提醒眼前有障礙物；他記性不好，她提醒他是時候服藥；她跌倒，他扶住。

故此，他們總是在一起的，坐是要一起坐，站也是要一起站。

說起身體狀況，伯伯搶在婆婆面前開口：「醫生話，我記性唔錯……」婆婆插話反駁：「唔係，醫生話……」伯伯看了老伴一眼，自顧自地道：「我記性好唔好，我自己知！唔使人哋同我講好唔好……」婆婆頓了頓便道：「他有在醫院做過測試，測出來的結果是有認知障礙，之前做有26分，現在得返14分。」

從襁褓牙牙學語到第一次走走跑跑、喊叫「爸爸媽媽」；從學26個英文字母到了解化學元素表；從校園裏捧書考取功名到在職場追求名利雙收。然後，成為父母養育小孩，看着小孩不但長得像當年的自己，就連小時候自己貪吃的性格都複製了。

時光飛逝，小孩成為父母，自己從職場上退下來。人人都羨煞退休的自己，甚至為自己辦退休派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無論是身心，都在慢慢衰退。

起初，是忘掉了要下樓做什麼，之後是煲水時要關的火爐，再之後是回家的路。初時還可以追巴士，慢慢地，連走路也要慢慢走，才不會氣喘吁吁，感覺難受，再來是視力也逐漸變模糊。以前，龔婆婆為家人煮上一天三餐不同菜式，現在因為手腳不聽使喚，連開個調味料瓶也沒力氣。

於是，活了一大半的人生，兜兜轉轉又變回要人照顧的小孩子般。

沒有選擇的老年生活

「去老人院可以嗎？」
「我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住。」---龔婆婆

然而，在照顧問題上，長者永遠沒有自己的選擇。對於入不入老人院、請不請外傭、由誰來照顧，他們都是被動地接受，決定權在他們的照顧者手上。那麼，龔伯伯與龔婆婆呢？

去老人院可以嗎？龔伯伯連連搖頭揮手，表示他的抗拒；婆婆的反應則較為悠然，笑了笑說：「其實，我都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入住（安老院）。」

安老院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因為他們的子女已六十多歲，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本來兒子也和他們同住，但由於孫女在內地生了小孩，兒子便回內地照顧他們。是故，照顧的責任交由女兒，但女兒也是每周最多來一兩天，替他們採購日常用品及煮飯。

對他們而言，安老院不是「安老」的歸宿，是一處無法看到天空、無法自由走動的「囚牢」。就算身處的蝸居也不過數百呎，想轉個身也困難，但終究是屬於自己的地方。就算家裏沒什麼娛樂，只得一部電視，但他們仍有選擇，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出去走走也可，即便他們因為身體問題已經很少出門。

老人想居家安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雙老家庭更甚。一老照顧一老，現實是他們的身體機能正逐漸衰退，再健康的長者，也會有身體出現毛病的時候。依賴一老全權負責照料另一老的生活並不實際，因此，政府先後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希望提供適合「居家安老」的環境。

相互依存的雙老家庭

但很現實的是，龔婆婆膝蓋不好，也因為年老視力減退，眼睛幾近看不到東西，即便在家裏，也會因為地上的雜物而跌倒。

龔婆婆說，「隻手無力，之前食藥跌咗粒藥都唔知，扣鈕都扣不到。阿仔在時，就是他煮，現在阿仔在內地，就是阿女一星期過來一兩次，煮少少。一係就去外面吃，買點饅頭、蛋糕回來，可以吃幾天。」

龔公公、龔婆婆真的不需要照料嗎？不是，只是他們習慣性地說「不需要、不需要」。老人總是害怕麻煩到別人，想有人幫你們煮飯買菜嗎？「不用，有我在。」想找人陪你們去醫院覆診嗎？「不用人陪，不要麻煩人家。」

一直跟進他們個案的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社工張美怡說，長者的身體是一天不知一天事，前一天可以好端端「行得走得」，翌日便可能因為「跌一跌」而要長期臥床。因此，雙老家庭的危機較其他家庭危機大。因為兩老是依賴對方生存，一方倒下，另一方也會隨之倒下。張美怡說，龔老夫婦的個案是由他們所住的地區區議員轉介，他們不曾申請過政府的任何資助服務，「特別是基層長者，他們也不懂得自己去找尋這些服務」。我們以為政府的安老服務已足夠，但現實是，儘管服務多新多廣，到不了長者處也是徒然。

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顯示，獨居長者有152,536人，只與配偶同住的有293,308人，只與子女同住的有226,801人，與配偶和子女同住的有337,623人（見下表）。香港有接近四成的長者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數目比起十年前上升了近六成，其餘才是住在兩代或三代同堂家庭。換句話說，在三年多前每三個長者便有一個是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是依賴同樣年老的伴侶。相信在人口老化愈趨嚴重的今天，數字只有升無減。

評估機制淪數字遊戲

去年，社署表示將會改革過去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接受評估的長者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這一改革，在整個社福界引起爭議聲。不少人直指，改革只是政府為了掩飾需求遠過於供應的安老服務輪候隊伍。

長期研究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也曾撰文指出，長者無論是入住院舍或在社區生活，都是需要照顧的一群，只是照顧程度的多與少：

 「很多時是長者在社區生活，需要的協助較輕微；隨着年齡增長，只有入住院舍才可得到全面照顧。恐怕的是，在二擇其一的措施實行後，輪候院舍卻仍在社區生活的長者，若然不再得到社區服務的協助，再次出現獨居長者病死家中無人知的事件，政府於心可忍！」

社會福利署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由認可人員評估長者的護理需要，並按評估結果安排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在原有機制中，長者可被評估同時適合接受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即是所謂的「雙重選擇」個案。社署今次的改革，其中一項正是「雙重選擇」，據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的解釋，「雙重選擇」未能反映長者對服務的實際需求，故新機制將會取消「雙重選擇」，並加入認知障礙的評估機制。

長者服務需求仍殷切

一眾業界人士對後者幾近沒有異議，畢竟原有機制的確是忽略了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生活上及對照顧者的挑戰。

但是，對於前者則是爭議聲不斷─若長者被評為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便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假如身體狀況轉差，便需要重新接受評估。張美怡解釋，「更新機制後，長者只可排一條隊，當老人家身體突然轉差，就要從頭輪候院舍。」這樣，有長者更可能會因此而不輪候社區照顧服務而選擇提早入住安老院，到頭來也回歸原點：便是不斷加重院舍負擔，所謂的「居家安老」只是個遙遠的夢話。

「為什麼安老要鬥弱鬥殘？」---社工張美怡

 既然做法真如有關當局所言，是與原有機制沒有太大分別，那麼，為何要作出改變？從老人家及其照顧者眼中，「雙重選擇」也是為求心安─「現在長者是看不到為何要改，也不知道改了之後是不是便可以快點輪候得到。」張美怡氣憤地道：「誰可判定誰是『最有需要』？為何安老要鬥弱鬥殘？」改革或許是想掩飾龐大的輪候數字，但抹不走長者對服務的殷切需求。寧願花錢推行令數字好看一點的改革，也不願真正增加服務名額，才是一眾安老業者氣憤的根源。社署回應，去年提出的機制改革尚未落實，社署和負責檢討統評機制的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正審視各持份者對更新機制的意見和建議，稍後將公布詳情。

（龔老夫婦為化名）

居家安老源起︰

居家安老概念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見雛型—1977年發表的《老人服務綠皮書》提出「家居照顧」概念，鼓勵民間福利機構發展家居照顧服務，協助長者在社區居住。十多年後，政府成立小組檢討安老服務政策，據時任小組委員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所言，長者與成年子女同住的比率下降，不能單靠家人擔當照顧者，因此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和安老。與單純的「家居照顧」不同，後者是透過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分擔家庭照顧的壓力，讓長者在社區自主生活。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成為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針，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經估算後訂出2026年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規劃比率參考數值為每1,000名長者有21.3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和14.8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比率則為2:3，可見資源偏重院舍照顧，而非鼓勵長者在社區生活。特別是對於一群獨居及雙老共住的長者來說，因為無法得到社區照顧服務，只有放棄社區生活而入住院舍，這亦是安老院舍逼爆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