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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日本有不少「老」朋友。在日本生活期間，新年會到他們家裡一起吃團年飯、櫻花季節會一起去賞櫻、下雪的季節會一起鏟雪、也會一起到寺院神社祈福。日常從他們口中聽到的，除了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最常聽到的便是：「跟你這樣的年輕人相處，我也感到年輕了！」

近年香港人口老化議題迫在眉睫，討論也愈來愈熱熾。面對增長急促的老齡人口及現有社區配套貧乏，近來不時都會有人提議在某個區域建設「老人村」。那裡有專為長者而設的醫療配備及娛樂設施等，讓大家能在那裡安享晚年。聽起來似是十分理想的晚年生活，其實未然。起碼筆者所認識的老朋友都一致認為：「每天只跟同世代、同年紀的人相處，生活便會變得乏味，只會愈活愈老……」。其實，這句話不僅限於年長的人，也同時適用於「有天也會老去」，並且愈來愈少機會跟上一代「共生」的年輕人們。

撰文：岑啟灝

何謂共生：讓不同群組彼此生活、交流

比香港更早面對人口老化的日本，近年透過不同形式積極推廣不同世代交流的「共生型機構」。什麼是「共生」，簡單來說就是社區上各個持分者互相了解、尊重，而這份尊重會化成不同的社區資源，彼此支撐著大家。

一間位於富山縣的福祉機構的例子便正說明並實踐了多世代交流的「共生」理念。即使在日本，一般情況安老院、托兒所及殘障人士設施都是分開設置的。但這家機構便把這三種設施「合併」了。那裡住了需要接受護理的長者，也有下了課來到的小孩，還有智能、精神障礙的小孩。平日機構內各種多世代交流亦實踐了其理念 – 「感謝、謙卑、同理心」。由於都生活在同一地方，彼此在日常各種場合都有不同的交流。就像長者會推著小孩專用的手推車外出散步，到了神社又會教小孩們參拜的方法，也會跟在設施內遊樂場玩耍的小孩聊天，就像看著自己的「孫兒們」遊玩一樣。此外，機構還為托兒所小孩開辦了「手語班」，導師正是機構服務使用者。現正擔任手語導師的是一位日間服務的西崎女士。她表示：「當學校老師一直是我的夢想，90歲的我終於夢想成真了！」透過實踐「共生」的理念，長者找到屬於他們的「尊嚴」。

 沒有血緣的「乖孫」

另外，一間位於千葉縣佐倉市的福祉機構把認知障礙症及小孩這兩個關鍵詞連結起來，實踐「共生」理念。這間機構裡面居住了18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和60位小孩，78人就在同一個地方相遇、磨合、共生。那是一間結合了專門照護認知障礙者患者的設施及托兒所的幼老統合的「共生型施設」。在那裡，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住客跟托兒所的小孩們都是由同一個玄關進來，也沒有鎖上的門分隔著長者與小孩的活動空間。

 小孩下課後，第一時間做的不是趕去補習班或者翻開作業，而是去跟那裡的長者打招呼、雀躍地分享今日遇到的事。而那兒的長者們非常準時地等待著「孫兒們」來撒嬌，彼此都樂在其中。那一刻，年紀抑或是認知障礙症，都沒有成為彼此交流的阻礙。對於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來說，跟小孩互動喚起了過往的「湊孫」回憶，為情緒帶來了正面效果。跟「孫兒」互動讓長者不易感到「孤獨」；對於小孩來說，每天跟長者住客的相處也讓他們了解並且學會尊重生命，亦在無形中建立同理心。

日本的例子告訴我們，「共生」是要透過行動去實現的。面對人口老化難關，日本人認為「共生型機構」既是大方向，亦是一個消除誤解及偏見的起點，日後將會成為社區福祉發展的藍本。事實上，社會上很多誤解及偏見都是因為缺乏接觸及認知而產生的。同樣，因為不了解及缺乏交流，社會上對老、認知障礙症、不同疾病殘缺等抱有太多的誤解甚至標籤。興建一個「老人村」，花的時間及資源或許比建立一個「共生社區」來得少，可是我們卻會失去一個互相認識生命的珍貴機會、失去一個讓大家發揮潛在可能性的機會。機會一旦失去，便沒法回頭，更可能出現更多矛盾及誤解。在人口急速老化的香港，這絕不會是我們這一代或未來一代能夠承擔的後果。我們也能建設一個共生社區，讓這個正在老去的小城市愈活愈年輕、並且添上更多味道嗎？

原文: 【日系護老誌】老人院x托兒所　認知障礙長者與小孩的共生生活

市民今年12月27日起，分批更換新一代智能身份證。入境處推出「貼心」兩招，助長者換證。明年65歲及以上長者（1954年或之前出生），按時間表要到2022年才有得換，不過入境處容許65歲以下市民，在指定時間換新證時，可帶同最多兩名長者一同換證，方便較年輕一軰為長者安排換證。

另一貼心安排是，居於住宿院舍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可毋須親身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入境處將於2019年第2季推出到訪換證服務，並會把服務範圍逐步擴展至全港各住宿院舍，因此院友可選擇留在住宿院舍，等候上門換證服務。

入境處今日（18日）公布換領新智能身份證安排，行政長官、行政及立法兩會議員、主要官員、入境事務隊成員、警務人員及勞工督察，為首批換證人士。至於普通市民，1985至1986年出生市民可於明年1月21日起首先換領，最後一批是1954年或之前出生、明年65歲或以上的長者，他們要等到2022年才有得換。

 每人可帶同最多兩長者一齊換證

為了方便公眾，尤其是長者和有需要的社群，入境處推出特別措施便利他們換證。首先，市民在指定時間換證時，如有親友屆時已經65歲或以上，可帶同他們同日同時前往換證中心辦理，因此毋須等到2022年才換。

入境處助理處長（個人證件）陳天賜指出，是次安排為「關愛措施」，每名市民可帶同最多兩位年長親友一同辦證，令長者毋須獨自換證。

 7隊流動隊到千個院舍　上門為院友換證

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25(e)條，老年人、失明人或體弱人士，如獲登記主任信納他們親身前往登記申領身份證會損害他們本人或其他人士的健康，便毋須申領身份證或換領新證，他們可向人事登記處處長申請免費簽發的豁免登記證明書。不過今次全民換證行動，入境處決出推出上門換證服務，派員到住宿院舍，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換證，為居於院舍的住客提供另一途徑，不論是否行動自如，都可毋須親身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可靜候入境處人員上門協助。

入境處將於2019年第2季推出到訪換證服務，並會把服務範圍逐步擴展至全港各住宿院舍，料會有7隊流動隊、共約30多人負責。他們會帶同流動儀器到訪，料涉及一千個地點。至於哪個地區院舍會首步開展，仍待入境處研究，但整體計劃料可於2022年完成。

原文: 【換身份證】長者毋須等到2022年　可「黐 」子女親友搶先換領

原文: 英郵差醫生助長者對抗孤獨 | e123長青網-長者服務及老人院資訊

直至今天，筆者仍不時聽到一些說法，得了認知障礙症，只能好好休息、被照顧，嚴重的話便要人住院舍，過著同樣是休息、被照顧的生活，而人生也會因此而漸漸失去色彩、甚至跟「終結」劃上了等號——其實除了這樣，真的別無他法了嗎？

在日本學習時，聽過一位前輩的一席話：
即使得了認知障礙症，也不代表人生的終結啊。認知障礙症患者也是人，是人的話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這不是什麼熱血的電影對白或者宣傳活動的口號，也不單是一個「信念」，而是日本透過多年來的「教育」及「實踐」所建立的共同價值觀。日本政府預計在2025年，每5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便有1位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達700萬人。面對這個驚人的數字，近年日本政府推出「Orange Plan」政策，除了加強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改善護理及醫療服務、優化社區配套等等之外，在不同環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多樣化的「工作機會」，亦是一個重點推出項目。

洗車打工也是「復康」

一個位於東京，提供日間照護服務的非牟利團體「町田市つながりの開」，為一班患有認知障礙症服務使用者提供了一系列「工作機會」，把復康及康樂的理念融入了「工作」，讓患者以自己雙手，為自己的人生劃上一個接一個的「逗號」，並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當中被日本媒體廣泛報導的，是一班身穿紅色制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認真「洗車」的情景。

機構創辦人前田隆行先生表示，透過一星期幾天，每次一、兩小時洗車及其他工作，不單獲得一頓飯左右的回饋，更重要的是跟社會連接，並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即使是需要接受護理服務的長者，仍能運用擁有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真我」。特別是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透過參與適度的活動，能為身心層面帶來正面的影響，對減慢病情進展有一定幫助。

期間限定：認知障礙症患者「上錯菜」餐廳

提到「認知障礙症」及「工作」兩個關鍵詞，便不得不提去年在東京六本木引起國際熱話的「會上錯菜的餐廳（注文をまちがえる料理店）」。去年筆者亦曾在臉書專頁中亦分享過這家餐廳的日本報導。在「會上錯菜的餐廳」，上菜的都是滿面笑容的長者侍應，而他們都是認知障礙症的患者。在這家餐廳，「上錯菜」不會被客人遷怒或責罵，客人反而會因沒有上錯菜而感到可惜。侍應也會因為這個話題而顯得雀躍，說得興起，甚至會忘記了替客人下單。今年5月，「會上錯菜的餐廳」更註冊成為公司，在網上搞眾籌，準備「遍地開花」。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瀰漫著歡樂的氣氛，也盛載著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大家亦透過這個空間重新互相認識、了解。

當時有關報導一出，引起了國際媒體關注，不少更從西方國家遠赴日本實地採訪。雖然「會上錯菜的餐廳」只是一個只有數天的活動，並且距離第一天開店已事隔一年多，餐廳所帶動的影響力仍未退減。有關餐廳的書籍都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近日韓國亦仿效其理念及做法，受KBS電視台採訪，引起了當地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會上錯菜的餐廳」展示了日本人那種「對人性的尊重」，同時向世界印證了潛在於認知障礙症患者裡的「可能性」。

 由被動走向自主

其實除了上述事例，日本各地政府單位、地區團體等等，都設立了不同平台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從過往的「被動」走向「自主」。例如神奈川縣的藤澤市，今年6月有一家由非牟利團體開設，名為「龜吉廚房」的餐廳開業，店員基本上都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除了當「侍應」接待客人，也擔任「廚師」烹調美食，每天的餐單亦由他們決定。團體透過讓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當餐廳店員，把「復康」與「工作」混合起來。而他們的食物賣相亦相當出色，在網上也獲得很好的評價。

 這些日本的經驗，說明了把看似跟「認知障礙症」沒有關係的「工作」連繫起來，同時連結復康及康樂等目的，衝擊了社會一直以來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一些固有觀念及誤解。

應對認知障礙症，日本未必是走得最前的地方。但他們本著「對人性的尊重及體貼」，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創造了一個接一個的「舞台」，由一直以來都是「被服務」的一群，轉化為「服務」社區的一群，讓其發揮了「無限的可能性」。就像「會上錯菜的餐廳」的例子，其實「錯」很多時候未必的壞事，反而能讓我們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認識及了解認知障礙症固然重要，可是隱藏在疾病背後，屬於每位患者的尊嚴及可能性，更值得我們去尋找並守護。

原文: 【日系護老誌】讓認知障礙症長者做「上錯菜」侍應？｜岑啟灝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促《施政報告》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

家庭醫學學院指，鑑於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招標已於近日展開，學院認為家庭醫生在此計劃下應擔當重要的協調角色，並建議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的措施及善用地區康健中心，讓本港朝「一人一家庭醫生」的方向再邁進一步，令基層醫療系統更臻完善。

學院指，現時香港的人口約有750萬人，如果要追上英國的1比1,500 或內地家庭醫生1比2,000比例目標，香港需要有3,750名的家庭醫生，才可維持優質的基層醫療系統。假設平均工作年限為40年，每年就需培訓接近100名家庭醫生。而一些醫生的職業壽命較平均工作年限為低，或者只以兼職形式工作，所以實際需要培訓的數目應該更高。

學院指，醫管局只將不到10％的本地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亦難以滿足本港的人口需求。根據數字近5年平均只有32名醫生有報讀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的課程，遠比100名低。學院院長陳銘偉建議，政府需調整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的比例，並在培訓家庭醫生中增加資源。並建議政府強制所有家庭醫生應接受持續醫學教育計劃，以保持其醫學知識水平。

學院又認爲，公眾對「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的含意，存在相當大的誤解，公眾誤以為「基層」兩個字是指「草根階層」，或者社會階級中的「基層人士」。學院義務秘書黃志威解釋，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是指公眾在整個醫療保健系統中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大眾接受醫護照料過程中的第一個接觸點。

與二級保健不同，基層醫療應該盡可能全面覆蓋每一個市民。研究指出，到家庭醫生/普通科醫生處就診的每250人當中，只有大約9人需要被送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亦有證據表明，良好的家庭醫生，可提供全面及以人為本、可持續、具預防性和協調的醫療服務，是對整個醫療保健系統最有效，且最具成本效益的保障。

原文: 家庭醫生供不應求 學院倡1人1醫生政府增資源培訓

Fanny與Jenny兩姐妹，都稱呼76歲的媽媽做「阿女」。「阿女」患有柏金遜症，三年前在家不慎跌倒，傷及腦部，入院接受開顱手術後，住院近一年才能回家，自此頭顱的凹陷，成為那次走過死門關的烙印。

「（今年）已經係出咗院第三個中秋啦。」妹妹Jenny提醒對那次大病已經印象模糊的「阿女」。路過一次死門關，現在一家的最大心願是繼續在家中生活，「無論幾耐都好」，姐姐Fanny說。

長期病患者在社區、在家中，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遇到什麼困難？居家安老是否可行的選擇？

攝影：吳鍾坤

婆婆「阿女」與伯伯「安仔」，在颱風來臨前那天，安坐家中迎接記者前來訪問。梳化是安仔的指定座位，阿女那張則是椅子，沒那麼矮可方便她用助行架站起來。阿女的左邊頭顱有一處凹陷，是三年前接受腦科手術後留下的，那次她輾轉留院接近一年。伯伯那時亦已是晚期肺癌患者，並患上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症），一直依靠太太照顧的他，一時陷入迷茫之中。

一度如植物人

「我食緊……腦科藥、標靶藥同胃藥，即係鞏固身體健康嗰啲，我個肺弱啲。」伯伯對於自己的病情，沒有很清晰的記憶；但兩老希望繼續一起生活的意願，卻是十分強烈，姐姐Fanny印象深刻：「那時他因為有動力要照顧媽媽，讓她回家，爸爸很努力令自己身體好些，每一天都去醫院探媽媽。」

婆婆當年接受手術後，身體曾一度如植物人那般的狀態，口水也不會吞。她與植物人唯一的分別，是她仍然有意識。「我那時以為自己臨老啞咗！」阿女說。手術後，婆婆住過復康醫院也住過療養院，走「孖beat」主力照顧的是兩姊妹，姐姐更曾花了三個月，每天給母親自製檸檬冰來刺激口水，希望幫她重拾吞口水的能力。

「真係好辛苦先由醫院湊返你出嚟！」Fanny笑說。

出院之後才是考驗

「醫院救我媽媽係No.1，我都舉起手指讚，好迅速。但救完之後，香港醫療的復康，仍未夠資源去做。」每次出院，醫院都有轉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料給他們，「最初不以為然，因為好冇心情，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聯絡（社福機構）。」直至後來，她們發現母親的情緒愈來愈低落，偶爾接觸到香港復康會的「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資料，「那時醫院每天都要我們出院，但資源不足沒有支援，我們不知如何處理，便聯絡上他們。」

此服務是為經醫生診斷為晚期、非癌症的長期病患者而設，社工、護士等專業團隊會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社區生活支援，除了上門評估患者的家居生活環境，提出改裝建議、教授家居簡單運動等，並設有心理支援。

看著父母身體的衰老與患病，姐妹倆有不同的心態。妹妹Jenny坦言，從來不會將父母放在「晚期」的心態去做，「如果不停想著晚期，聽都唔舒服，做嘅人亦會好辛苦。」姐姐Fanny則相對隨遇而安：「人總會有走的一天，自己都會有這一天。只想他們活得開心，無論幾耐都好。」

家庭回憶　變成五個手捏的飯碗

姊妹倆作為照顧者對「晚期」的兩種心態，都是堅毅的，她們說是父母的教導。說到從前，兩老突然雀躍起來，細數當年如何日日打五份工，養活五兄弟姐妹。「未天光，在街市走鬼；晏啲買餸回家，然後中午去聯誼會捧餐，回家後會車西褲，四點去寫字樓洗茶杯、抺枱……」阿女說，最記得一家住過天棚、山上木屋區，打風瓦片會吹起的那種簡陋房屋。

搵食艱難，父母最珍視的，是一家同枱食飯的時光。「食飯時大家坐齊，便在飯枱教他們，好彩個個沒學壞。」要教什麼呢？阿女說，例如不可以㨂高腳在椅子上、夾餸不可飛象過河，還有不可「浸枱」——大半身趴在枱上吃飯，「張枱咁細張，七個人坐在埋一齊，梗係兩個人一邊。」阿女說時依然很有威脅。

這些家庭回憶，最後變成了藝術品——某次，服務帶來了藝術家，跟他們傾談、聽他們說故事。其中，陶藝家黃美嫻聽過他們在飯枱上教導子女的故事後，深受觸動，便帶來輕黏土，教他們手捏五個飯碗，紀念那段同枱吃飯的時光。

留下藝術品：希望記得阿爸阿媽

「搓嗰時，好得意。我過年搓麵粉、整角仔都做慣。」阿女手捏了三個碗，主婦烹飪訓練有素，她做的碗子手感較圓潤，「碗邊好似搓油角的花邊位」，撫摸著碗邊的Jenny說。線條較參差的兩隻，便是伯伯所做。而陶藝家特意在碗內，留有他們的指紋，經過窯燒後，指紋永烙於碗內，成為印記。

「想他們一人一隻，留個記念。」安仔說。
想五兄弟姐妹，看見碗子記得什麼？
「記得阿爸阿媽咯。」阿女說。
「你覺得我會唔記得你咩？」Jenny說。
「我仲要同你哋周圍去玩㗎。」Fanny說。

不同藝術形式　均可成為情緒出口

手造陶碗，是其中一種表達藝術治療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藉著不同的藝術媒介，讓患者表達病重路上及晚期生活的感受。「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項目經理郭燕儀說，不同的藝術模式可幫助患者表達不同的感受：「透過手捏陶泥那種擠壓感，可讓他們有一點釋懷。」重點是與病人的生活有所連結，例如「阿女」婆婆替一家人煮食多年，飯碗對她而言，便別具意義。

此項目自2016年開展至今三年，服務過170個晚期病人、超過300個家屬，而這些晚期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的藝術創作，將會展出與公眾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初診疾病，親朋戚友都簇擁身邊照顧問候；但當患上的是長期病，而且病了十年八載甚至更長的日子之後，「鎂光燈」未必再在他們身上。只是，長期病患者也有走到生命終點的一天，對於這些非癌症患者的晚期照顧，是現時本地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的缺口。究竟這班病患者有什麼需要？詳看下篇報導。

原文: 【晚期照顧】婆婆患柏金遜症、曾開腦：想與丈夫在家生活，可以嗎

「寧養中心是一個生離死別的空間。所有的戲劇，所有的情緒，所有的喜悅。每個人都有著恐懼，但我想這些是我們社會裏最進步的空間。」伊斯特伍德（Steven Eastwood）是英國紀錄片《Island》的導演，他在2015至2016年拍攝懷特島一間寧養中心內4位臨終病人的故事，希望如實記錄死亡的真實面貌，破除社會對死亡的忌諱。

這套上周五在英國上映的紀錄片，訪問了蒙巴頓伯爵寧養中心（Earl Mountbatten Hospice）的晚期病者，其中最受注目、也最受爭議的一幕，是真實呈現病人哈迪（Alan Hardy）死亡的7分鐘片段。

哈迪是來自倫敦北部的退休巴士車廠經理。他非常樂於在鏡頭前分享自己的晚期生活狀況。伊斯特伍德表示，影片中呈現哈迪的死亡其實相當淡然，連他自己也難以精確判斷到底哪一刻是哈迪氣絕的時間。在哈迪的生命消逝後，鏡頭就轉換至護士替他抹身和梳頭的場景，護士們的溫柔和尊重，深刻而且動人。

 伊斯特伍德認為，現有關於死亡的影視作品大多較為戲劇性，但他卻想如實的反映死亡的真面目。他在寧養中心取材拍攝，期望大眾能進一步認識這類服務，且能破除社會對臨終時期的污名，使死亡沒那麼可怖。而伊斯特伍德在開拍《Island》之前，剛經歷兩次喪親打擊，所以對於死亡及相關的情感，特別有感受。

在伊斯特伍德的眼中，寧養中心是一個各種情感紛陳的地方，伊斯特伍德難忘那裏的護士如花盡心機，照顧病者各方面的需要，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援，他舉例說如果病者疏遠的親人，或者同性伴侶忽然出現，當所有人共處一室時，護士仍要在百感交織的病房中，如常盡忠職守的工作。

伊斯特伍德說寧養中心的職員在拍攝期間都異常低調，很少開口說話，他估計大概因為職員們平時工作的關係，所以都「被訓練得沒有自我」。

《Island》中記錄的另一位病者是40歲的貨車司機岡內爾（Jamie Gunnell），他育有兩個小孩，在一次胃痛發作求醫後，被確診患上第四期癌症。影片中見到岡內爾平時與其他朋友如常社交，在寧養中心裏看足球比賽和喝啤酒、抽煙。一群朋友還會拿岡內爾的病來開玩笑，說他抽出來的腹水看起來就像雞湯一樣。

雖然表面上看來岡內爾好像對死亡舉重若輕，但實際上他也經歷著迷惘和恐懼，尤其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伊斯特伍德形容眼中看到的岡內爾說：「他走過了憤怒和抑鬱的階段，但之後會反彈，他的幽默總常在，那是他正常化（死亡）的方法。」

英國《衞報》

原文:【臨終不可怕】直擊死亡7分鐘 爭議紀錄片打破生死禁忌-蘋果日報

筆者最近因公事私事，需要走訪各類安老院舍，切切實實感受到老人院質素有多大差異、僅滿足法定最低要求的院舍環境可有多惡劣。在廉價的私營老人院，空間及人手不足是通病：老人家困在無窗、狹小的板間房，食飯、小便也在房內，兩三天才安排到幫他們沖一次涼，滿室彌漫著殘羹、排泄物、消毒藥水混合的異味，令人退避三舍；護理員人手不足，亦令老人缺乏適切照顧，疏於運動，長期臥床者未能頻密翻身及按摩，或被人索性綁著防止他們亂動跌傷，心靈上的照顧更是天荒夜譚。結果，老人們多呆坐在床上或椅上，大多眼神空洞，身體機能日漸惡化。

院舍要更大

談到院舍空間狹小得不人道，就回到土地不足的老問題。香港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相信家家都越發感受到照顧老人的壓力，想送進院舍，就要面對上述的環境。安老院不能令老人「安心」養老，只成為他們人生終站的困獸鬥。

目前安老院舍的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為 6.5 平方米，即僅僅大於半個私家車位，而且已二十年不變。早前政府及民間討論，應上調安老院舍面積要求，其中有社工團體更提倡「8+8」方案，即 8 平方米寢室加 8 平方米非寢室空間。然而，在社會缺乏新增土地的前提下，增加人均院舍面積近三倍，無異於將宿位數目折扣三分一。

安老院舍人均樓面面積要求：
最低要求：6.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9.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二級：8.0 平方米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8.0 平方米

院舍要更多

我們想安老宿位更大，還必須要更多。資助安老宿位的人龍多達 37000 多人，政府委托安老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又訂出於 2026 年每 1000 名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應有 21.4 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的規劃比率。若政府繼續流於辯論、空轉、幻想，而不以實際行動增加土地供應，則不可能消化院舍人龍、實現規劃目標、提升院舍面積。

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輪候人數及於輪候期間逝世的人數，在過去十年逐年攀升

善用科技解護理人手不足

至於護理人手不足，要循兩個方向處理。

其一是改善培訓及資助，改善行業的前景和形象，吸引更多本地勞工入行，或以彈性工時吸引婦女兼職工作；此外筆者亦支持政府就安老服務業是否放寬輸入外勞進行研究。

其二是引入更多安老科技，減少使用人力，減輕護理員的負擔。這方面日本走得很前，機械人、扶抱機、沖涼機、讓護理員配戴的減壓腰帶，已廣泛應用。不過這些機械一般都要佔用較多空間，現時香港的院舍劏房「豆潤咁細」，恐怕難以兼容這些科技產品。

原文: 林若思-《安老院舍，長者的困獸鬥》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發展漸趨成熟，並融入生活。AI已可做到文字、圖像及語音識別，近日發展到「行為識別」，料可應用於居家安老。來自中國的百芝龍智慧科技，正研發Wifi生物探測器，因人類一舉一動都會影響Wifi波長，AI學習各種圖譜後，便可知獨居長者有否跌倒。

微軟今日（5日）舉辦全港首屆AI Summit，介紹該公司的合作夥伴。就AI發展，微軟指該公司會專注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產品認可及語音識別能力3方面，與各行業一同開發解決方案。

百芝龍智慧科技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葉偉指，曾因獨居的婆婆跌倒6小時無人發現，想到可從每人家中均有的Wifi基站入手，結合AI，變成Wifi生物探測器。該Wifi生物探測器的大小猶如燈掣開關大小。葉偉解釋，人類任何一個細微的行動，都會對Wifi波造成影響，故AI透過觀察Wifi波長的變動，便可了解室內的情況。

原文:Wifi生物感測器結合AI 偵測獨居長者狀態防跌倒無人知 – TOPick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20年後65歲及以上長者人口會劇增一倍，將迎來「高齡海嘯」的挑戰。為長者提供家居維修及翻新服務的社企「長屋設計」，創辦人之一雷煒程（Lawerence）指，因為爸爸當年患有癌症，起居飲食需要特別照顧，充份體會到若長者想在家中完成人生最後階段，家居環境或成限制，故社企提供專為長者「度身設計」的裝修，令長者可居家安老。

日本樂齡科技發展成熟，但本港仍處於起步階段。Lawerence指，公司在開拓科技業務後，希望提供一站式智能家居服務，最新研發智能手錶，運用智能手錶GPS全球定位的後勤服務，以防長者走失。

研發智能手錶長者步入「危險區」手錶會發出聲響

他指，一旦長者走入程式預設的「危險區」，手錶就會發出聲響，提醒長者身處不安全的地方。同時，後勤人員會致電長者家人，主動通知長者走失的位置，以尋回長者。目前手錶已引入澳門，有約2,000個使用者，而本港正在試驗階段，料10月、11月可公開發售，手錶約賣1,000元，服務費為每月約200元。

工業家張益麟認為，本港樂齡科技市場仍在發展，大部份的產品由外國入口，故價錢昂貴，並非人人可負擔。張益麟指，業界一直希望開拓長者市場，惟一直欠缺數據分析，製造符合長者需求的產品。張指，加入「長屋集團」後，成功收集用家數據，並聯絡廠商，設計一套適合長者的家居產品，以梳化為例，椅背設計較為挺身，成90至105度，方便長者用力起身，售價現扣取七六折優惠後為7,000元。

為長者設計出可升降床面

張益麟續指，另一款床專為長期臥床的長者而設計，床面高低可升降，亦可摺疊，騰出室內活動空間。張指，這款床在香港設計，在內地投產，價錢比進口貨平逾一半，現售4,000元。他認為，社企與工業界合作，正好達至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亦能達至營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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