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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材產業新兵報到 英華達翻轉居家醫療使用體驗

不僅是防疫期間大家儘量減少出入醫院的次數,因而讓醫院人流減少30~40%,在非疫情期間,也有不少居家醫療與健康照護的需求。然而,為了滿足醫療產業最強調的安全與有效兩大核心,英華達副總經理曾慶安與團隊希望藉由從2016年底開始切入的全方位居家量測系統「全家寶」,從血糖、尿酸、總膽固醇、心電圖、血壓等五大項指標來服務在宅醫療。

沒有螢幕的血壓量測 更能提升使用者體驗

曾慶安謙虛地表示,目前英華達在健康醫療產業仍是新兵,許多事物都還在學習嘗試階段,不過在儀器上卻有大膽的設計。全家寶打破傳統設計,因為儀器上「沒有螢幕」。

過去大家都用過傳統的血壓計,上面有大大的按紐與醒目的數據,然而,很多時候量完,也就結束了,數據並沒有整合與分析,也因此,希望藉由輕巧且各組之間能夠磁吸的方式,將硬體與軟體都真的「整合」在一起。少掉螢幕,則是用App來取代,使用者量完後,系統自動上傳數據至與AWS合作的雲端空間,也能填補傳統手抄紀錄漏抄與抄錯的缺點。

醫療產業也是「資」、「量」必較

在宅醫療物聯網設備的B2B與B2C銷售上,曾慶安坦言,「其實全家寶2019年底甫上市,到現在僅約莫3~4個月的時間」,其實銷量都符合起初預期。智慧醫療產業,當然勢必要在「資」「量」上計較,而這計較的「量」,則是從全家寶健健寶電子血壓計、全家寶清清寶血糖/總膽固醇/尿酸監測系統、全家寶強強寶心電圖機上收集而來的「大量」醫療「資料」大數據。

包括前臺終端使用者的App介面以外,後臺的數據系統「全家寶健康管理平台」則提供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個管師使用,能夠提供「一對多的健康管理服務」,追蹤上百位與千位的病人。目前有2種應用方法:一種兩個畫面、一種加上平板。在大型醫院的應用上,有些能夠對接全家寶的數據內容與醫院資訊系統,讓讓醫師看一個畫面即可;若是在一些小型醫院和診所,則協助醫師外接一個平板,增加檢視的靈活度,也讓醫師能夠瞭解病人在醫院以外的平日身體健康狀況。

醫師的需求不僅是精準量測 更幫助長期關懷與評估治療成效

在與醫院合作的經驗上,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提供更加客製化的設計,像是在家中量完血壓後,App端要記錄是否服藥;或說也要提供紀錄連續服用A款藥,3個月內的降血壓效果與變化趨勢分析。如此一來都能夠協助醫師有更綜合的判斷且調整藥物與劑量,最終真正能解決臨床的需求。

英業達於2000年成立子公司英華達,而英華達從2016年底~2019年,耗時3年研發的全家寶系統,也在2019年7~12月陸續拿到台灣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二類醫材的許可證。

目前全家寶在B2B與B2B2C兩方面都有若干合作,在B2B端與苗栗為恭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合作;B2B2C則與傳統藥局、醫材通路合作,也在網路有行銷活動,協助增加線下實體通路客流量。曾慶安希望藉由軟硬整合、前後臺病用的系統概念,在科技輔助醫療的時代,幫助醫師掌握更多數據,增加醫療的更多可能。

原文: 醫材產業新兵報到 英華達翻轉居家醫療使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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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遇上隔離 最後一程多波折 

【明報專訊】呼出最後一口氣,黃老太在女兒黃雪勵(Suki)、孫女Coco等親人簇擁下離世,享年93歲。病房外的城門河景色秀麗依然,綠草、藍天、鳥語、花香,似是為媽媽來一場愉快的告別禮。

「疫情令這場抗癌仗,難打了很多。」Suki強忍淚水道,話裏攙雜了對媽媽的愛護、不捨、歉疚。

醫院停探病 孤獨媽媽失鬥志

2月初,疫情蔓延全港的同時,Suki帶嘔吐不止的媽媽求醫。醫生診斷為膽囊癌,已屆末期。媽媽性格一向積極,劈頭就問醫生,有手術做嗎?

「可惜她年紀太大,受不了標靶藥或化療藥,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作紓緩治療。」Suki怕媽媽無心抗病,只敢對媽媽說是「病變」,半句不提「癌」字。Suki有心理準備,8年前媽媽抗癌成功的經歷未必重演,卻沒預計這次經歷如此令人心痛。

疫情當前,公立醫院不許探病,黃老太入院前後17天,只靠電話與親人聯絡。單憑聲音,Suki也感到媽媽鬥志每日「跌watt」:「舊時探病,我們會在上下午探病時段共4小時陪媽媽,亦會等醫生來,問清楚病情。這次探不了病,起初她聲線還算開朗,會匯報『我有嘔吖,插了鼻喉,食了東西』等,後來把聲愈來愈dup,最後甚至不願談電話。」

Suki形容,媽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想向女兒談病情,礙於表達能力,說得不清不楚;家人主動致電護士,詢問母親近况,也轉達她有多痛多辛苦,護士總是答得籠統;請求醫生致電家屬,也要向護士重複兩三次才受理。有兩次,媽媽在電話告訴Suki,「我想死,好辛苦,我叫醫生打支針同我壽終正寢啦」。Suki傷心不已,卻愛莫能助。

轉移寧養中心 慶祝最後母親節

隨着媽媽身心健康每况愈下,Suki開始接洽提供寧養服務的院舍,好讓媽媽轉移至家屬可陪伴的地方,有尊嚴地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問過靈實醫院,院方說病人要隔離14天才可入住,我說媽媽等不了。後來找到賽馬會善寧之家,只要求媽媽做肺炎快速測試,(若呈陰性)便可直接入住。」善寧之家位處沙田亞公角山腰,景色開揚,更容許家屬全天候陪伴,24小時有醫護在場,Suki慶幸媽媽能夠及時入住,「(這種服務)平時都需要,更何况疫情呢?」

在院舍的獨立房內,除了病牀,還設有梳化牀讓一名家人可陪伴過夜,Suki和姊姊每天輪流照顧媽媽,閒時便用輪椅推媽媽到花園散心看海,或透過視訊,讓她與遠在美國的半歲曾孫、或廣州舊街坊話別。媽媽逐漸回復樂天本色,但奈何病情終會走下坡。4月29日下午,媽媽病情急轉直下,「人人握着她的手,叫她放鬆,她闔起眼,脈搏弱了,大家知道是時候」。

回頭看這57年母女關係,Suki慶幸去年三婆孫坐過郵輪到訪沖繩;正攻讀護理學的女兒Coco縱未畢業,亦穿過護士服與婆婆合照;Suki更是常伴母親左右,一周總有3天一同飲茶。母親的開朗性格,傳給了Suki,也傳給了Coco。

「咁啱我生女時,佢就剛退休,幫我湊女湊足7年,我哋日日都打電話畀佢。女兒會問婆婆點吖,有無打牌,有無同你老友記飲茶,家電話永遠都無人聽。」Suki一面說一面哭。

伴着母親的時光,女兒永遠嫌不夠。「遺憾沒讓你享什麼福,遺憾疫情爆發後不能和你飲茶;遺憾這病發現得太遲……」慶幸媽媽離世前一周,一家人提早帶同蛋糕與媽媽慶祝母親節,當天狀態勞累的黃老太,聽見兒孫祝她「母親節快樂」,也點頭示意,「往年她會對我說,你也是呢。今年只剩我和女兒慶祝,但我們仍然會對天說聲,母親節快樂」!

原文:《病危遇上隔離 最後一程多波折》-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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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我們該學會什麼?ICU重症醫師陳志金: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編按:家人過世了,心裡總是有懊悔和自責?早知道勸他別太累,早知道那天別出門,早知道多盡孝……太多的「早知道」,常拖著人的一生。被粉絲暱稱為「阿金醫師」的台南奇美醫學中心ICU(加護病房)主治醫師陳志金,投入重症醫療、看過無數生命消逝的經驗給的勸告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

「讓醫師生氣,就是在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過不去。就像車子開在高速公路上,乘客會想跟司機吵架嗎?」

「喜歡關說、走後門的VIP,不只干擾醫療人員、浪費醫療資源,而且對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好處。」

「護理師愛喝珍奶,不是上班太閒還可以訂飲料,而是忙到沒時間好好吃正餐。」

這些幽默、犀利卻又不失溫暖的文字,都出自在奇美醫院加護病房(ICU)擔任主治醫師的陳志金之手。投入重症醫學領域18年,他不只在醫療現場搶救病危患者,更像一個傳教士,致力於促進醫病溝通、宣導正確醫療觀念,也為醫護人員的權益發聲。「醫病、醫人更醫心」,是許多同業對他的評價。

走過SARS,決心投入重症醫療

2003年SARS爆發時,陳志金是台大醫院胸腔內科的總醫師。因為SARS重症的肺部感染、呼吸道症狀等大多屬於胸腔科範疇,當台大醫院因為收治SARS病人一度關閉急診、非緊急手術暫停時,院內只剩胸腔科和感染科留守維持運作。

一個人要活著,呼吸和心跳是最重要的。在搶救生命、和死神拔河的重症醫療領域中,不少ICU醫師都是出身胸腔內科背景,陳志金在SARS期間,親眼目睹病患甚至是醫護人員隨時面臨生死交關的無常,也讓他萌生了投入重症醫學的想法。

「重症醫療就像是鬼門關前的守門員,是醫療手段的最後一道防線。」除了休假日之外,必須24小時on call(即使在假日,也可能因為緊急狀況而被call回醫院)的重症醫師,多年來陳志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一張摺得小小的A4紙,上面記載著ICU病房裡所有病人目前的病況、注意事項,以備不時之需。

醫病共享決策,減少後悔的可能

投入重症醫療至今已有18年,陳志金說,在加護病房,無論再如何努力,平均10個病人裡會有2個人救不回來,「但這個20%的機率,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屬來說,就是全部。」

面對失去至親的痛,如何盡可能減輕家屬的遺憾和悲傷?陳志金多年來提倡「醫病共享決策」的觀念,從病人送入加護病房開始,病患、醫護人員和家屬,就是在同一條船上一起努力的夥伴。

「過去醫生會問你『要不要做』某治療,你的選擇只有Yes or No;現在我們列出可能的幾種治療選項、明確告知不同方案可能會有的優缺點,並且先了解患者的『MVP』:What Matters(在乎什麼)、Value(價值觀)、Preference(喜好),這都有助醫師和家屬作出決定。」陳志金說。

此外,在ICU加護病房,最常遇見的抉擇之一,就是是否要做氣切、插管維持生命徵象,或是要拔管放手。「這時候如果患者本人已經臥床昏迷無法表達,家屬之間就可能產生衝突。」

陳志金觀察到,在家屬當中常會有一位個性特別強勢,習慣代表其他人主導意見,或是擔任和醫師溝通的「發言人」。陳志金的作法是:透過匿名線上問卷調查,了解每個家屬內心真正的想法,「如果講話比較沒分量的,醫師就會適時地幫他『代言』一下,盡可能在每個人(包括患者)的意願當中取得平衡點。」

當生命無法挽回時,就不要再去想原因了

當盡一切努力,仍然無法挽回病人生命的艱難時刻,陳志金的一句名言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

陳志金的母親在他17歲時就因病離世,讓他對家屬失去至親的傷痛,更能感同身受。小時他家境困苦,體弱多病的母親等了2年,還是晚了一步,在手術前一天病逝。

當時陳志金因為參加重要考試,想著隔天再去看媽媽,卻就這樣錯過了最後一面,始終是他心裡最大的遺憾。「當年我想找出母親離開的原因才立志從醫,直到我真正投入醫療領域,才知道很多時候,有些病人不是想救就能救得了。」陳志金感慨地說。

他說,很多原本身體健康,卻一夕間突然倒下的病人,家人第一時間心情上無法接受,總想要歸結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昨天吃了什麼?/是不是因為早上跟他吵了一架?/早知道我今天就應該去看他……

面對陷入自責和悔恨的家屬,陳志金看在眼裡,說明病情時便特別補上一句:「很多心血管或腦損傷的疾病,事前都沒有預兆,也很難預防,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就不要再想是什麼原因。」

有一次他把這個觀念在臉書上分享,一個粉絲就私訊他說:「醫師謝謝你,因為這番話,讓我藏在心裡幾十年的糾結終於解開了,不再覺得是我害死了爸爸。」

「追究責任對於病情沒有幫助,只會讓一個人更難受,甚至可能一輩子走不出來。」陳志金更鼓勵家屬們在親人臨終時,盡量完成他的心願,並完成「四道」:道謝、道愛、道歉和道別。

「很多大半輩子形同陌路、甚至像仇人的家人,最後是在病榻前和解的。」陳志金說。

團隊之間,也需互信與尊重

不只是醫病關係,朝夕相處的醫護同仁,同樣需要團隊合作的信任和默契。

陳志金在2005年來到南部重症醫療最具規模的奇美醫院,習慣了台大醫院的豐富資源和人力,他也曾經歷一段適應磨合期。

「最初我出於求好心切的壓力,對於醫院裡很多事情都看不慣,然後會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當時陳志金經常會在員工留言板上批評院內事務,他開玩笑形容,自己以前就是「機車行老闆」,甚至有護理師因為覺得他太「難搞」,刻意排開出勤時段,避免接觸。

後來陳志金參與「醫療資源團隊合作」(TRM)的種子教師培訓,才讓他學習到如何團隊合作的溝通技巧。「就像是在飛機上,氧氣罩一定要自己先戴好,才可以去幫忙別人。工作氣氛如果不好,那也會影響到團隊的工作狀況。」

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等到以後

即使是身經百戰的重症專科醫師,多年來看遍無數來到加護病房的重症病患,有人幸運康復、也有人就此告別人世。面對生命的脆弱和渺小,陳志金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

「對於沒能救回來的病人,當然也是會難過啊。以前我會用吃來抒發壓力,但這就對身體不太好(笑),現在我除了盡量空出時間運動,另一個方式就是在臉書上寫文章。」

除了抒發自己的心情,也因為想分享更多正向的醫病溝通和醫療觀念。近年陳志金在臉書寫下自己和ICU醫療現場的的點點滴滴,如今已經是擁有16萬粉絲的「網紅」醫師。

「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轉念。寫下這些故事,若是有同樣遭遇的人看到了,或許就是可以幫助他們走出來的契機。」親人離世固然椎心,但在人生終點,如果可以盡量滿足當事人的最後願望,甚至讓家人因此重新凝聚感情,往後回憶起來也許就不會只有傷心,也可以有歡笑。

「還是那句老話:愛要及時。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別再等到以後,現在就可以完成。」在生死懸於一線的重症醫療現場,「愛」仍然是最有效的處方。

原文: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0429/462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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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鐘不只應急 疫情期間代取藥又派口罩

對於獨居長者來說,習慣了自己一人生活,一旦在家中出現緊急狀況也不知道可找誰求援。透過話筒,雖看不見真人,但是透過聲音感受到「人氣」,遇上突發事件也不致太過徬徨。

相信不少人多少也曾聽聞過「平安鐘」的服務,當長者有需要時,只要手按一下平安鐘,不管是什麼時候,都能立即聯絡到相關的服務專員,而且,並不限於「救命」時才能使用。時移世易,「平安鐘」再不是一通電話般簡單,更加入了許多新的照顧支援服務,包括專人陪診、上門照顧,也有社工及輔導人員提供情緒輔導等。

提供平安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會於1996年成立,是一間非牟利團體。長者安居協會表示,過去接到的求助個案主要屬緊急支援,或涉及其他日常生活相關查詢,大約一成須立即召喚救護車送院,其餘九成個案則涉及長者日常需要,包括交通、天氣狀況,甚至是家居清潔方法等。假如是有關情緒或健康狀況的查詢,協會註冊護士及社工團隊便會提供相應的跟進工作。

「你好!這裏是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一線通平安鐘」服務熱線中心的服務關顧員不會覺得自己只是個接線生,隔着話筒與長者建立起深厚關係。長者與關顧員之間,不是單向的關係,也不是只有一方不斷給予的關係,關顧員解答長者的查詢,長者也會主動致電關顧員聊天慰問。

聽得多來自自住長者的電話,自然了解並理解他們在社區生活的困難。長者安居協會發言人表示,要做到「居家安老」,社區支援網絡相當重要,因為有些長者不擅表達,即使面對困難,也會擔心妨礙子女工作、害怕成為別人負膽而不向外求助,寧願自己一個人處理。是故,支援網絡在這個時候就顯得更為重要,協會建議,作為親人或者鄰舍,應多主動關注與關心身邊長者,與他們傾談,以了解他們各方面的需要,令他們感受到被重視,特別是在這段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

「一線通平安鐘」早前公布,由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8日,該服務熱線中心共接獲逾千宗的新求助個案,較前年同期增加16%。在這些新個案當中,有近一半的個案需要進一步的情緒支援,更有87宗個案有自殺風險,較前年同期大幅增加85%。長者或因防疫,須留守家中,暫停或取消聚會活動,因而產生孤獨感,或留意到關於疫情的資訊時感到恐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自1月底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已暫停開放,不少上門的家居照顧服務也隨之暫停或只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原來讓長者消遣打發時間的地方關閉,長者也因為害怕外出會染病,便留守家中,長期沒與人交往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形成孤獨感。再加上疫情資訊氾濫,種種因素累積起來,便很容易出現負面情緒。

因為疫情,市面的口罩及清潔用品一度出現短缺,當時便有電視台訪問過一位老伯,他聲淚俱下地表示沒有口罩使用。

代取藥贈口罩清潔用品

曾有一名患有高血壓的獨居婆婆致電求助,說自己曾清晨出門輪候購買口罩不果,情況最差時,家中只餘下一個已多次重複使用的口罩,更將那些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口罩清洗後重用。適逢家中藥物分量只餘數天,本來已到取藥日子,但因為害怕外出感染病毒,長者不敢到診所取藥。長者接收資訊途徑比其他人少,所以,面對疫症,往往顯得手足無措。因為自我感覺身體狀況比其他人差,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恐懼感便油然而生。

在接到求助後,服務團隊立即送贈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資予該名婆婆,並聯絡診所由協會代取藥物,解決了婆婆的緊急需求。這位婆婆的事情不是個別事件,協會表示最近有關防疫物資、覆診或取藥改期的查詢、情緒支援,以及涉家庭糾紛的求助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因應疫情,協會更特別推行「攜手抗疫.傳送平安」行動,主動致電了解長者最近身體狀況,覆診及藥物存量等,特別是傷殘、獨居及長期病患的一群。

原文: 

https://www.hk01.com/%E5%91%A8%E5%A0%B1/467281/%E5%B1%85%E5%AE%B6%E5%AE%89%E8%80%81-%E5%9B%9B-%E5%B9%B3%E5%AE%89%E9%90%98%E4%B8%8D%E5%8F%AA%E6%87%89%E6%80%A5-%E7%96%AB%E6%83%85%E6%9C%9F%E9%96%93%E4%BB%A3%E5%8F%96%E8%97%A5%E5%8F%88%E6%B4%BE%E5%8F%A3%E7%B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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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為糊口晝夜工作 社工:有錢便可安老

「你有錢可以去上興趣班,甚至可以請私人看護上門照顧。但窮人呢?可能在為自己的生活每日奔波─這是在香港生存的悲劇。」在地區長者中心工作的社工阿如(化名)這樣說道。

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觀的養老金,我們最終回歸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老年準備周詳的財政計劃?包括計算自己的強積金足不足夠數十年的零收入生活,或者是預計自己患上的長期疾病要不要很龐大的開支。但計劃是計劃,有多少人真可以掌握得到?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有近13萬長者選擇在退休後仍然工作,較2011年及2006年的65,888人及59,746人大增一倍。

從照顧到被照顧 沒有選擇

 「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阿如

 「窮的老人家是不會有心情去中心參加活動,會情願出去做兼職賺多個錢,不會(在長者中心)學self-care(自我照料)、學煲湯水。這些對他們來說,是很奢侈的。但對富貴長者來說,65歲便準時退休,有仔女有層樓,有空便參加興趣班、四圍旅行。」阿如接着說:「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

寥寥數語,聽得到阿如的感受之深,因為她所工作的長者中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產家庭,日常的經歷讓她更理解富有與貧窮老人之間的鴻溝─兩者對「安老」定義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基層長者每天求的只是三餐溫飽,依靠自己照顧自己;但有經濟能力的,每天想的是今天去做什麼,要由誰來照顧自己。

對老人家來說,最難接受的或許不是身體機能的衰退,而是失去選擇的權利。他們會覺得入住安老院舍像被囚禁般,不能自由出入,但在家安老也有這樣的煩惱。阿如工作的長者中心也是社區照顧服務相當重要的一環,長者可在中心打發時間及接受不同能力的訓練。阿如主要負責輔導工作,不論是對長者還是對照顧者。所以,她常常聽到來自雙方的牢騷。

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聘請外傭照顧長者,不過,阿如看到的是長者的抗拒與不安。她解釋,不少長者首要害怕的是言語不通,對他們來說是,「多了一個不是自己子女的人在家,又要一起住,又會幫自己沖涼。」接受這樣的新事物需要時間,而外傭又有可能因為合約問題而兩年轉一次,長者要不斷適應。

照顧者認為「這個年紀需要照顧是正常」,但在長者角度並不是如此,「以前,一人照顧全家,現在跌一跌、記性差了點,便要人照顧,像24小時被監視般。他們習慣壓抑心中的不滿,不對子女說。」對不少長者來說,還需要突破一個心理關口:過去是照顧者,今天成為被照顧者,是別人肩上的負擔。這種轉變是對自己能力的否定,也瓦解了他們過去對自我的認同。

以日間護理中心為例,子女覺得父母可以有時間到日間中心參加活動及認識朋友;但不少長者覺得這如同上學的生活,既不感到有趣,更覺得時時有人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阿如笑說,上述事情都相當「詭秘」,在於一方以為是對另一方有益處,而另一方卻不太領情。它們更突顯出,被照顧的人其實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被照顧的方式。

安老照顧服務人手不足是老問題,社署曾聯同社會服務聯會在2017年第三季進行調查,發現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職級的空缺率分別為18.0%、18.8%及15.8%。政府於2018/19年度增撥經常性開支約3.52億元,為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增加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的薪酬,以便吸引更多人入行。然而,相關人員的平均薪酬雖增加8%至11%不等,但於2019年1月時仍錄得19%的空缺率,較2017年未調整薪酬時上升。

加名額不加人手 前線受累

阿如聽過有獲安排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只能編配得到三個月一次的清潔服務。如果長者真的有活動障礙,便不能爬高爬低打掃,三個月這個時間已經足夠令家居覆滿厚厚的灰塵。她說,政府解決輪候人數的方法根本不能對症下藥,即使增加再多的名額,現實是人手不足,加名額只是令「條數靚一點」,但前線便做到累死」。「除非你家境很好,可以請保健員上門做運動,老人家覺得fun(有趣)。不然的話,現在的家居照顧服務只有送飯、陪診及復康等基本項目。你叫前線一併照顧長者的情緒?但這個行業長期不夠人,沒有人想入行,因為它屬厭惡性工作。(那麼加名額有用嗎?)提供服務的機構請不到人,也做不到,最後是苦了原來的同事,最後做得好不好,是看那個同事是否願意投放自己的時間。」

「政府擴闊醫療卡、長者卡─老人家是很開心很感激的,但對我來說很矛盾,因為這些是政府早應做(但遲遲不做)。(政府)真的很好嗎?」阿如接着說,「醫療券多了是好事的,但他們不會想到的是,這本應是政府要提供的(醫療服務),為什麼到最後是要給錢你自己去處理呢?又像(安老院)買位*般,為何不可以是,將私人院舍變回做資助院舍呢?」

 社會福利署自1998年起推行「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在改善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提高私營安老院的服務水平的同時,亦提供更多資助宿位,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院的時間。在現實中,基層與富有長者的安老生活絕不一樣。

政府常說,希望長者「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聽起來動聽,但現實是不少長者仍然為生活奔波,在長長的輪候服務隊伍中繼續等待。「安老」是希望長者「安享晚年」,但在香港,這是不可即的夢嗎?

原文: 【居家安老.三】窮人為糊口晝夜工作 社工:有錢便可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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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住老人院被虐 八旬夫婦:只想在家終老

「如果生老病死是一堂生命課,華人社會往往只修了『生』的學分。」著名作家龍應台這樣說過,她在發現母親失智時,決定放下手上工作,好好陪伴那時已93歲的母親過活。

台灣社會以「三等老人」形容一群在家「等看電視、等吃飯和等孩子回家」的長者,在「等候」的同時,他們也不知不覺間成為被社會忽視、地位低下的一群—雖然政府聲稱已投撥了不少資源在安老福利上。當然,這不只是發生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經歷人口老化的城市,包括香港。

雖然如此,「家」還是不少長者希望安老的地方,因為,家終歸是家,是自己辛苦工作多年換來的磚頭,一桌一椅都是自己數十年每天相對的物件。即使在家無所事事,也比起在老人院過得自在。「我想在家終老,可以嗎?」

龔伯伯與龔婆婆今年89歲了,兩人與六十多歲的兒子一起住在二百多呎的房子。

海葵與小丑魚二人共生,他們身體上的缺陷剛好互相填補,誰在人生路先走一步,另一人都難以繼續生活下去。他摺被單,她看電視——不,準確來說,她是聽電視;伯伯說她眼睛不好,只能夠隱約看到影像。她看不見,他提醒眼前有障礙物;他記性不好,她提醒他是時候服藥;她跌倒,他扶住。

故此,他們總是在一起的,坐是要一起坐,站也是要一起站。

說起身體狀況,伯伯搶在婆婆面前開口:「醫生話,我記性唔錯……」婆婆插話反駁:「唔係,醫生話……」伯伯看了老伴一眼,自顧自地道:「我記性好唔好,我自己知!唔使人哋同我講好唔好……」婆婆頓了頓便道:「他有在醫院做過測試,測出來的結果是有認知障礙,之前做有26分,現在得返14分。」

從襁褓牙牙學語到第一次走走跑跑、喊叫「爸爸媽媽」;從學26個英文字母到了解化學元素表;從校園裏捧書考取功名到在職場追求名利雙收。然後,成為父母養育小孩,看着小孩不但長得像當年的自己,就連小時候自己貪吃的性格都複製了。

時光飛逝,小孩成為父母,自己從職場上退下來。人人都羨煞退休的自己,甚至為自己辦退休派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無論是身心,都在慢慢衰退。

起初,是忘掉了要下樓做什麼,之後是煲水時要關的火爐,再之後是回家的路。初時還可以追巴士,慢慢地,連走路也要慢慢走,才不會氣喘吁吁,感覺難受,再來是視力也逐漸變模糊。以前,龔婆婆為家人煮上一天三餐不同菜式,現在因為手腳不聽使喚,連開個調味料瓶也沒力氣。

於是,活了一大半的人生,兜兜轉轉又變回要人照顧的小孩子般。

沒有選擇的老年生活

「去老人院可以嗎?」
「我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住。」—龔婆婆

然而,在照顧問題上,長者永遠沒有自己的選擇。對於入不入老人院、請不請外傭、由誰來照顧,他們都是被動地接受,決定權在他們的照顧者手上。那麼,龔伯伯與龔婆婆呢?

去老人院可以嗎?龔伯伯連連搖頭揮手,表示他的抗拒;婆婆的反應則較為悠然,笑了笑說:「其實,我都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入住(安老院)。」

安老院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因為他們的子女已六十多歲,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本來兒子也和他們同住,但由於孫女在內地生了小孩,兒子便回內地照顧他們。是故,照顧的責任交由女兒,但女兒也是每周最多來一兩天,替他們採購日常用品及煮飯。

對他們而言,安老院不是「安老」的歸宿,是一處無法看到天空、無法自由走動的「囚牢」。就算身處的蝸居也不過數百呎,想轉個身也困難,但終究是屬於自己的地方。就算家裏沒什麼娛樂,只得一部電視,但他們仍有選擇,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出去走走也可,即便他們因為身體問題已經很少出門。

老人想居家安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雙老家庭更甚。一老照顧一老,現實是他們的身體機能正逐漸衰退,再健康的長者,也會有身體出現毛病的時候。依賴一老全權負責照料另一老的生活並不實際,因此,政府先後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希望提供適合「居家安老」的環境。

相互依存的雙老家庭

但很現實的是,龔婆婆膝蓋不好,也因為年老視力減退,眼睛幾近看不到東西,即便在家裏,也會因為地上的雜物而跌倒。

龔婆婆說,「隻手無力,之前食藥跌咗粒藥都唔知,扣鈕都扣不到。阿仔在時,就是他煮,現在阿仔在內地,就是阿女一星期過來一兩次,煮少少。一係就去外面吃,買點饅頭、蛋糕回來,可以吃幾天。」

龔公公、龔婆婆真的不需要照料嗎?不是,只是他們習慣性地說「不需要、不需要」。老人總是害怕麻煩到別人,想有人幫你們煮飯買菜嗎?「不用,有我在。」想找人陪你們去醫院覆診嗎?「不用人陪,不要麻煩人家。」

一直跟進他們個案的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社工張美怡說,長者的身體是一天不知一天事,前一天可以好端端「行得走得」,翌日便可能因為「跌一跌」而要長期臥床。因此,雙老家庭的危機較其他家庭危機大。因為兩老是依賴對方生存,一方倒下,另一方也會隨之倒下。張美怡說,龔老夫婦的個案是由他們所住的地區區議員轉介,他們不曾申請過政府的任何資助服務,「特別是基層長者,他們也不懂得自己去找尋這些服務」。我們以為政府的安老服務已足夠,但現實是,儘管服務多新多廣,到不了長者處也是徒然。

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顯示,獨居長者有152,536人,只與配偶同住的有293,308人,只與子女同住的有226,801人,與配偶和子女同住的有337,623人(見下表)。香港有接近四成的長者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數目比起十年前上升了近六成,其餘才是住在兩代或三代同堂家庭。換句話說,在三年多前每三個長者便有一個是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是依賴同樣年老的伴侶。相信在人口老化愈趨嚴重的今天,數字只有升無減。

評估機制淪數字遊戲

去年,社署表示將會改革過去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接受評估的長者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這一改革,在整個社福界引起爭議聲。不少人直指,改革只是政府為了掩飾需求遠過於供應的安老服務輪候隊伍。

長期研究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也曾撰文指出,長者無論是入住院舍或在社區生活,都是需要照顧的一群,只是照顧程度的多與少:

 「很多時是長者在社區生活,需要的協助較輕微;隨着年齡增長,只有入住院舍才可得到全面照顧。恐怕的是,在二擇其一的措施實行後,輪候院舍卻仍在社區生活的長者,若然不再得到社區服務的協助,再次出現獨居長者病死家中無人知的事件,政府於心可忍!」

社會福利署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由認可人員評估長者的護理需要,並按評估結果安排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在原有機制中,長者可被評估同時適合接受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即是所謂的「雙重選擇」個案。社署今次的改革,其中一項正是「雙重選擇」,據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的解釋,「雙重選擇」未能反映長者對服務的實際需求,故新機制將會取消「雙重選擇」,並加入認知障礙的評估機制。

長者服務需求仍殷切

一眾業界人士對後者幾近沒有異議,畢竟原有機制的確是忽略了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生活上及對照顧者的挑戰。

但是,對於前者則是爭議聲不斷─若長者被評為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便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假如身體狀況轉差,便需要重新接受評估。張美怡解釋,「更新機制後,長者只可排一條隊,當老人家身體突然轉差,就要從頭輪候院舍。」這樣,有長者更可能會因此而不輪候社區照顧服務而選擇提早入住安老院,到頭來也回歸原點:便是不斷加重院舍負擔,所謂的「居家安老」只是個遙遠的夢話。

「為什麼安老要鬥弱鬥殘?」—社工張美怡

 既然做法真如有關當局所言,是與原有機制沒有太大分別,那麼,為何要作出改變?從老人家及其照顧者眼中,「雙重選擇」也是為求心安─「現在長者是看不到為何要改,也不知道改了之後是不是便可以快點輪候得到。」張美怡氣憤地道:「誰可判定誰是『最有需要』?為何安老要鬥弱鬥殘?」改革或許是想掩飾龐大的輪候數字,但抹不走長者對服務的殷切需求。寧願花錢推行令數字好看一點的改革,也不願真正增加服務名額,才是一眾安老業者氣憤的根源。社署回應,去年提出的機制改革尚未落實,社署和負責檢討統評機制的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正審視各持份者對更新機制的意見和建議,稍後將公布詳情。

(龔老夫婦為化名)

居家安老源起︰

居家安老概念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見雛型—1977年發表的《老人服務綠皮書》提出「家居照顧」概念,鼓勵民間福利機構發展家居照顧服務,協助長者在社區居住。十多年後,政府成立小組檢討安老服務政策,據時任小組委員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所言,長者與成年子女同住的比率下降,不能單靠家人擔當照顧者,因此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和安老。與單純的「家居照顧」不同,後者是透過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分擔家庭照顧的壓力,讓長者在社區自主生活。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成為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針,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經估算後訂出2026年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規劃比率參考數值為每1,000名長者有21.3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和14.8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比率則為2:3,可見資源偏重院舍照顧,而非鼓勵長者在社區生活。特別是對於一群獨居及雙老共住的長者來說,因為無法得到社區照顧服務,只有放棄社區生活而入住院舍,這亦是安老院舍逼爆的主因。

原文:

https://www.hk01.com/%E5%91%A8%E5%A0%B1/467182/%E5%B1%85%E5%AE%B6%E5%AE%89%E8%80%81-%E4%B8%80-%E6%80%95%E4%BD%8F%E8%80%81%E4%BA%BA%E9%99%A2%E8%A2%AB%E8%99%90-%E5%85%AB%E6%97%AC%E5%A4%AB%E5%A9%A6-%E5%8F%AA%E6%83%B3%E5%9C%A8%E5%AE%B6%E7%B5%82%E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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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非惟一宿命 照顧者:親手送走父母不容易

幾個小時是清醒的,因為身體無力,坐也坐不好,其餘時間都是臥床。想起逝去了的父親,她覺得是父親為了讓她少點負擔所做的最後溫柔,「爸爸理解我照顧他們的辛苦,所以願意離開,讓我把心血放在媽媽身上。」─照顧者都是這樣安慰自己吧。

當父母說話愈來愈輕、步伐愈來愈慢、背影愈來愈短。作為子女,李鳳琼只想好好把握剩下來相處的時日,於是承擔起照顧雙親的責任。有時,她也會覺得氣餒。

在雙親身體出現問題的初期,有親人為了避開照顧責任而拒絕了解父母的身體狀況,她忍不住嘀咕:「他們說,父親一向是attention seeking(渴望引人注意),想我們多點關心他。但當時父親是照過X光,證實他有認知障礙症。」

她說:「也試過其中一個(家庭成員)放長假,便諗一家人去邊玩,沒想過父母由誰來照顧。(是一種怎樣的情緒?)傷心,因為發現家人完全沒在意過父母。照顧者很需要他們的家人支持,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

不如笑一笑緩和氣氛

她也曾經試過想避開這個責任,把父母送進老人院。這一決定也許是出於現實考慮。她憶起一件往事:她的媽媽有一次走進睡房關上門,其他人怎麼敲門,她也沒開門,只叫大家等等。過了好一會,媽媽便若無其事地走出來。怎知一開門便發現地下有一坨糞便。

「當刻,大家都是大笑起來。」「為什麼呢?」記者反問。「一件事可引來截然不同的反應。你罵她有用?事實是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向她發洩怒氣,她未必明白,但她會感受到(你動氣)。不如笑一笑,緩和氣氛。」

李鳳琼不是天生情商特別高,她也經歷過壓力爆煲的時候:父親因為患上認知障礙症,不單記憶力衰退,連語言能力也一併受到影響,詞不達意之餘也容易亂發脾氣。「他想要杯水,但說了要牙籤。你給他,他不滿意,他的需求你滿足不到,他便發你脾氣。家庭成員間出現很多爭執,這是初期常遇到的問題。」

「他想要杯水,但說了要牙籤。你給他,他不滿意,他的需求你滿足不到,他便發你脾氣。」—李鳳琼

真正迫使她下決定的是日積月累的照理事務─父親因為中風而容易失禁,床單洗了又洗,外傭每天重複這個動作,那時候李鳳琼相信把父母一併送進老人院是最可行的做法,她也不記得是什麼直接驅使她有這個信念。

就這樣,她找了間評價不錯,又有雙人房的老人院,便馬上替父母登記入住。不過,僅僅是十個星期便推翻了她這個決定。

有一次,有院友告訴李鳳琼,說她的媽媽昨天晚上脫去了自己的褲子,在院內周圍踱步。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做了個錯誤的決定─她不該外判照顧父母的責任,於是又再次把父母接回家中照顧。

「回想起來,那時晚上我放工趕去老人院,一起與他們去吃晚飯,日日如是,披星戴月,這是地獄式生活。」「我寧願屋企多三個人,也好過每天奔波。」─就是因為這一句,這一次她決定與他們同住,由她親自照料父母。

照顧者要的不只是金錢

近年,香港時有發生照顧者不堪壓力而共同自殺或終結被照顧者生命的悲劇,因此如何紓緩他們的壓力,成為社福界熱烈討論的長久命題。因為社會正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預視得到照顧者的數量只會有增無減,不少組織就此提出過不同建議,包括照顧者津貼恆常化,從財政支援他們向外尋求不同的社區服務。

種種看似很「功利」的現金支援,是照顧者的經濟支撐,但對於有一定經濟能力的李鳳琼來說,她能聘請外傭照顧父母,也能把父母送到質素較好的私營安老院舍。那只是一點點的「甜頭」,李鳳琼覺得所謂的照顧者壓力,不因點點甜頭而減卻,壓力實是來自於對自我的批評。

有次一覺醒來,赫然發現母親躺的枕頭滿布嘔吐物,她轉過身來,發現母親的頭髮、臉頰都沾上。她急急忙忙帶母親求醫,才發現母親是膽管發炎,患者上腹會異常疼痛。母親嘴巴發不出完整的句子來,想表達痛苦,卻梗在喉嚨。每次回想這片段,李鳳琼總覺得異常難過,縱然那件事已發生了數年。是不是自己做得不足夠呢?是不是不夠敏感母親的身體狀況呢?「我們不知道原來她到了這個階段(膽管發炎),她也告訴不了我們她有病,而是默默忍受了很多痛苦。」

政府常說「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但作為照顧者的李鳳琼說居家安老不是一句口號,背後需要很多支援。她感覺到的是這句口號背後是政府把本應扶助老人養老的責任推在她們身上:如果長者沒得到好好照顧,是家人的責任。

因為口號只有口號,卻沒有相應的措施。社區照顧服務輪候隊伍長不見尾,老人要居家安老,只能靠自己。截至去年年底,共有12,225人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各類型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輪候人數由2013至14年的2,185人,攀升至2018至19年(截至2018年12月底)的7,800人,但服務名額卻沒有相應的增長。結果,平均輪候時間由7個月增至18個月,不過五年,輪候時間延長了近一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將「加強社區和家居照顧服務,目標是將服務的輪候時間減至零」,之後也再沒有提及過這個承諾。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及增加1,000張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長者而設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被民間團體形容為「炒冷飯」─因為只是重複《施政報告》的內容,並沒新舉措。

 政策難追及人口老化

「如果你不希望十年後要用很龐大的數字去支援這群人,現在便要着手做事,為輕度缺損或是開始步入老年的人多做一點。」但這次增撥的資源僅杯水車薪,沒法紓緩輪候人數的同時,也沒有照顧到輕度缺損的長者。作為一個照顧者,李鳳琼對社區照顧服務有許多的想法。她早知道,政府說的增加名額其實對於改善照顧服務的質素作用有限。她的母親精神還好時,有去認知障礙日間中心的習慣,每天從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共九個小時,一天盛惠540元。中心有點對點的接送服務,自然能減輕照顧者四處奔波的壓力。

「但你想真一點,要在上午八時及下午五時這兩個時間點準時接送的人,一定不是打工仔,哪有可能五點便回到家呢?它的確是有服務,也讓你參加,但就配合不了需要。」政府增加的社區照顧服務券,「本來只有100個有免費券吃麵包,現在政府說派多20個人,每人一張麵包券,問題是現實只得100個麵包,便造成120個人一起去搶這100個包。政府給幾多出來是沒用的,除非它增加供應─願意撥資源出來,整多點麵包增加供應。不然,說什麼有券有券,根本是不OK。」

李鳳琼回想往日母親入院的畫面:「去到醫院的老人病房,不時會聽到有呻吟聲,說要去廁所,而且叫足一個小時。但因為醫護人手不足,護士通常都不讓去廁所,只會回應他們『就咁屙(撒在身上穿的尿片上)』。我們經常出入醫院的人會覺得這是很……無言以對。」「這個政府把自己說得那麼富裕那麼文明,但仍然有這樣的事情出現。還算文明嗎?」

原文: 居家安老.二|照顧者:親手送走父母不容易|01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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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解封】為何各國病毒檢測一直短缺?

正當歐美各國陸續「解封」的時候,病毒檢測的不足又再次成為各方熱烈爭論的話題。正如疫情初爆的情況一般,如果政府未能有效得知全國的整體疫情真像、未能迅速查出新冠肺炎患者並作出追蹤和隔離,解封所帶來的很可能會是另一波的疫情高峰和新一輪的封鎖。

無論是在美國、英國、法國,還是作為歐美抗疫典範之一的德國,檢測依然「未達標」。

多少測試才算足夠?

根據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美國要能檢測500萬至2,000萬人才可安全地解封,讓人們回復正常生活。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羅默(Paul Romer)亦指出美國最好能每兩周為所有民眾檢測一次,即每日需要超過2,000萬個測試,其花費將高達1,000億美元。

相較之下,目前美國每日檢測數字只得大約22萬,而特朗普政府4月27日公布的目標,也只是將此數在5月內提高至每日26萬次。在美國檢測能力目前最多可達至每日200萬個測試的情況下,這些學界提出的檢測目標,也許只能是空中樓閣。

 【新冠肺炎・解封】有抗體得自由? 抗體測試的虛與實

其他國家的情況也不遑多讓。英國目前每日能大約檢測3萬次,其檢測能力為5.4萬個;官方的目標是在4月底前能每日檢測10萬次。法國目前每周能檢測20萬次(半均每日接近3萬次),其目標是要將檢測提升至每周70萬次。德國自4月初訂下每周檢測超過100萬次的目標後,如今每周已能檢測45萬次,比當時上升近10萬,而其檢測能力也已上升至每周80萬左右。

如果以「每人每兩周檢測一次」為標準的話,這些國家(包括全球其他國家)不只是現時未能達標,連他們的官方檢測目標也達不到這個標準。不過,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陰性結果與陽性結果比例為10比1」的低標準來說,上述國家也就只有德國能僅僅達標。

何解疫情大爆兩個月後,病毒檢測仍然短缺?

病毒檢測主要是檢測從鼻腔深處或喉嚨採得的黏液樣本,看看當中有沒有新冠病毒的核糖核酸(RNA)片段。如果結果呈陽性,這將表示檢測當時受測者身上正帶有新冠病毒。這種檢測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各種可讓檢測出現不足的短缺問題。

採樣工具與運輸之難

首先,在樣本能送到實驗室進行檢測之前,採集樣本已是一大難題。

其一,採集黏液樣本常用的鼻腔拭子(nasal swab)其實並非較長的一支棉花棒而已,而是專門的醫療用品。其長達15厘米的棒身要有足夠的靈活度用以深入鼻腔之中,而其棒頭亦必須以特定的合成纖維製造,不能是棉花等可能含有會殺死病毒的化學物質的材料。

全球兩大鼻腔拭子製造商,一家是位於美國緬因州(Maine)的清教徒醫療用品(Puritan Medical Products),另一家是設於意大利倫巴第地區(Lombardy)的高本診斷(Copan Diagnostics)。前者在疫情之前每周生產大約1,200種不同的拭子與採樣工具,總量產為每日500萬。截至4月第3周,兩家公司在連番努力增產之下,每周也只能生產總數約600萬支的鼻腔拭子,可見供應何等不足。

目前各國都有不少企業以3D打印技術幫助生產鼻腔拭子,可是不少除了遇上生產技術性的問題外,其成本也許會比上述的專業公司高出10倍之多。

其二,採集樣本也需要大量穿戴着全身個人保護裝備(PPE)的人員。在疫情人人自危、個人保護裝備本來就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採樣的能力也就大大受限。

其三,採集後的樣本須存放於病毒運輸培養液(viral transport media)之中,保持樣本可供測試。病毒運輸培養液本身就已面對供應短缺,而在不少國家的衛生規定中,這類樣本屬於高傳染度的生化危險品,有各種運輸容器與過程的規則要遵守,也使得大規模將樣本運往各地不同的實驗室難關重重。

病毒測試的過程

當樣本送到實驗室後,實驗人員先要將樣本放到帶有化學物質的試管中,讓化學物質先將病毒的外層(即新冠病毒的冠狀層)破開,抽取出其RNA。

隨後,實驗人員將以移液器(pipette)將RNA放到裝有試劑的試碟上,這些試劑將追蹤RNA中有否新冠病毒的基因組。試碟將被送入機器,由當中的化學物質將RNA中的基因組複製大約10億次——此過程稱為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再經由螢光燈測試新冠病毒是否存在。(如果樣本中沒有新冠病毒基因組的話,上述的複製和螢光下發亮的情況都不會發生。)

最後實驗人員還要檢視對照組——即實驗前已知是陽性還是陰性的樣本——去確定實驗過程成功,並將結束輸入電腦,呈送有關部門。

林林總總的檢測儀器

在上述的整個檢測過程中,最根本的當然是檢測設備。首先,不同醫療設備公司生產的檢測設備並不能互通互用,而它們所需的大約20種化學物質都有不同的混合比例。根據分子生物研究與診斷的專業新聞網站360Dx截至4月28日的統計,全球已有近90個不同的新冠肺炎病毒測試。在不同實驗室所用檢測設備也有所不同的情況下,其混亂情況可想而知。

當然,一國政府可以試圖統一使用一種測試。可是,在美國的例子中,這正是美國初期檢測嚴重不足的主因。目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實行「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容許各實驗室以自己的設備與方式去測試新冠病毒。此舉雖讓檢測數量以幾何級提升,卻讓檢測用的化學物質供應愈加繁複,並造成不足。

實驗室人手不足

同時,實驗室與專業實驗人員的供應也存在問題。其一,一所實驗室在正式為病人樣本作檢測之前,必須確保其實驗結果穩定可靠。這大概需要用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去不斷進行實驗作證明。

其二,在最基礎的新冠病毒測試當中,實驗人員的每一輪測試也要用上大約兩個小時的親手作業。當病毒測試需求大增時,各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受訓人員去應付。

為此,不少醫療設備廠商也會出產可自動化檢測程序的檢測設備。可是,這些設備也會產生不同的額外難題。

自動化機器各有難題

例如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親自「開箱」、由雅培公司(Abbott)開發的「ID Now」檢測機器,只有少於20立方厘米的大小,方便攜帶、安放,同時可在5分鐘內測出陽性樣本、13分鐘內測出陰性樣本,一度被視為美國病毒檢測的轉捩點。

然而,在機器上市近兩周後,雅培公司才發現如果樣本曾被置於病毒運輸培養液中作保存運送的話,其檢測結果將呈現超過10%的假陰性結果,因此建議使用者將帶有樣本的拭子不經病毒運輸培養液的保存而放進機器之中使用。這幾乎是要讓受檢測者直接到機器旁邊採樣進行檢測,使其適用範圍大減。

同時,由於機器一次只能為一個樣本進行檢測,在短期內也難助各國急速增加其大規模檢測的能力。

與其自動化既有的檢測程序,不少醫療企業則決定不如尋求其他能夠減少物資與人力要求的另類病毒測試。

當中的一類嘗試是去除以鼻腔拭子採樣的需要,改以唾液作為檢測樣本。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就發展出此類測試,其測試陽性例子的準確度達至95%,比一般以鼻腔拭子採樣測試低大約3%。不過,這類測試除了不必使用供應短缺的鼻腔拭子外,其對採樣工作人員的安全要求也較低——畢竟,受檢測者可自行將唾液吐進容器內,不必經由採樣人員近距離親手採集。

抗原測試成希望?

另一邊廂,為了減省人力要求與測試時間,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E25Bio也正研發使用新冠病毒的抗原(antigen)作為檢測病毒存在的對象。

抗原,即新冠病毒外部冠狀層尖刺狀的蛋白質結構,也是病毒引起人體抗體反應的部份。抗原測試的開發比RNA測試的知識要求更高——開發者要先對病毒的生物原理和結構有深切認識,才能知道病毒的抗原會對哪一種抗體有反應。

E25Bio的抗原測試全程預計少於30分鐘,而且是照護點測試(point-of-care test),應用極其方便。首先,測試要求鼻腔拭子採樣,樣本將放進一溶液之中,而溶液一邊則設有一系列藏有不同人造抗體的紙條,當抗原與抗體產生反應時,該紙條的顏色就會改變。

這種抗原測試的準確度也較RNA測試低約3%至8%,不過其使用方便快捷,更被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官伯克斯(Deborah Birx)形容為「有可能讓美國測試每一個人」的希望所在。

然而,無論病毒測試的短缺最終能否被解決,解封的要素也不止於「找出新冠肺炎患者,予以隔離、治療,並作病毒追蹤」那麼簡單。我們還需要知道在一國或一區的人口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有多少人可能對新冠病毒有免疫能力、有多少人將有感染風險、有多少比率的患者屬無徵狀病人、新冠病毒的真實死亡率到底有多高等等。這些問題,並不能完全透過只能檢測「現有感染者」的病毒測試來解答。

這就是何以各國在病毒測試尚未充足之際,就先放眼於抗體測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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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認知障礙長者因停課失自理能力 機構推網上課程紓困

疫情陰霾未退,不少社福機構續關閉中心,暫停小組活動,避免人群聚集。對於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未能參與日常技能訓練,將導致病情轉差。年近九旬的「豉油婆」屬輕度患者,因應疫情來襲,不但未能參加活動,更將近一個月未有落街。負責照顧的女兒陳女士說,母親的記憶力及體能均有轉差。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一直有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訓練。中心自3月初起,為中心內的患者提供網上技能訓練。中心服務總監唐彩瑩指,有患者因暫停訓練,再次失去自理能力,變相令照顧者壓力漸增。她希望政府能夠因應疫情擴大服務券使用,並為日間中心提供指引。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主要為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訓練,透過小組或一對一的活動,訓練長者的認知能力。因應疫情爆發,中心自農曆新年後關閉,暫停所有小組活動。

年近九旬患者記憶退步

87歲的「豉油婆」患有輕度的認知障礙症,於農曆新年前開始參加中心的小組訓練,並認識到不少朋友,心情以至記憶力均有好轉。不過,自肺炎爆發後,豉油婆已將近一個月未有外初,其女兒陳女士坦言她的體能、記憶力均退步,「會唔想郁,越來越懶。」她坦言作為照顧者有一定壓力。

輕度患者理解能力轉差

患有輕度認知障礙症的順和,過往除會到中心上堂外,亦不時會外出飲茶。不過同樣受疫情影響未能外出,其女兒陳女士(化名)指順和的身體情況雖未有顯著轉差,但不時問何時復課,「理解能力有小小差,要重複講。」此外,其女兒公司早前實施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她坦言工作亦受到母親情況影響。

 有患者缺乏訓練 失去自理能力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總監唐彩瑩說,近日接到不少照顧者的求助,指家中患者因缺乏訓練,導致認知情況變差,「本來識得自己去廁所,依家要用尿片;以前會認得好多屋企人,依家唔認得啦,有時連屋企個個都叫錯。」更甚的是連照顧者亦飽受壓力,「會瞓唔到,因為(患者)會成日嘈。」

為改善情況,中心自本月初起推出網上訓練課程,透過ZOOM程式、透過視像以小組方式上課,課程包括針對記憶力的訓練、時事元素,及因應疫情製作手工等,亦有為配合網上課程設計的「百寶袋」,配備實體教材。唐彩瑩說,網上訓練未能透過觸覺等感官訓練刺激患者,僅屬「權宜之計」,既能令患者情緒好轉,亦能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等個老人家唔使24小時放係護老者身上,護老者有時間可以輕鬆小小。」

僅三成人參與網上課程 盼政府擴照顧券使用

現時中心約有40至50人參與課程,當中僅得12人參加網上學習。唐彩瑩說,部分長者家中未必有科技產品,加上缺乏相關的知識,未能夠參與。她又提到,現有的社區服務照顧券未能應用在網上學習,變相增加長者的經濟負擔。她希望政府能夠因應疫情,將照顧券的使用範圍擴展至網上學習,令更多長者能受惠。至於未來,她盼短期內能重開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務,如分散範圍上課,希望政府能考慮護老者需要,為日間中心提供更詳細的指引,為有需要的個案提供協助。此外,她又稱中心現時僅剩一至兩個月用量的口罩,希望政府能為重開的中心提供防疫物資。

原文:HK01 -【新冠肺炎】認知障礙長者因停課失自理能力 機構推網上課程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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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世界好好道別,Home Hospice陪走人生最後1哩路

害怕未知、畏懼死亡,讓生死議題成了討論禁忌,但人從出生便往死亡走去,是自然定律,也是生活的過程。台灣安寧照護推展至今有20年了,安寧服務品質更是位居國際前段班,但面對多老、多死的未來社會,安寧照護除了醫院、居家,是否有不一樣的選擇?日本創新的社區性家庭臨終關懷Home Hospice,為臨終關懷展現出了不一樣的溫度。

《熟年誌2019年11月號(NO.92)》 圖/熟年誌提供

一位90多歲的男性因為多次中風住院治療,住院期間一直都被約束著,沒有尊嚴。出院時,院方說這位先生的生命只剩下1個星期,他91歲的太太希望他可以走得有尊嚴,於是將他送到社區的Home Hospice照護。結果入住Home Hospice 3天後,他開始有能力自己看報紙,2個月之後開始練習走路。

另一位患有重度憂鬱、無法進食的女性,出院時院方告知只剩1個月可活,家屬希望她可以活得像個人,於是安排入住Home Hospice。結果3年過去了,這位女性仍然過得很好。

或許有人認為這些案例都是奇蹟,但對提供這種社區性家庭臨終關懷的Home Hospice照護人員來說,他們認為當先進醫療已經判定疾病無法治癒時,回歸到生活照顧是最好的方式。台灣即將在2026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這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將進入多老、多死的社會。當照護人力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回歸社區、善用社區資源,應該是最好的照護方法。

日本早已進入超高齡社會,明顯感到照護壓力,雖然政府放寬規定引進外籍照服人力,期望稍稍彌補人力的空缺,但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遲早會壓垮老人年金與照護保險資源,於是日本積極建構社區整體照護系統,發展以社區為主體的長照體系。

長照2.0雖然積極鼓勵社區型照護機構的設立,讓社區長輩可以在地安老,不過現階段社區型機構還是無法提供長輩臨終照護。即使目前已有居家安寧照護,可以協助希望在家臨終者獲得妥善的臨終照護;但這前提是有人可以在家照護,對於那些無法回家、不想入住機構的長輩來說,回家仍是一條漫長的路。

比家更像家 Home Hospice做了什麼? 

為了提供在急性醫療後無法返家、沒有家人可協助照顧,或是獨居、狀況不佳的長輩臨終照護,日本在2004年出現了提供無法返家的病人可以共同居住、生活的社區性家庭臨終關懷「Home Hospice」。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形態的照護模式呢?日前在立法院尤美女、吳玉琴、邱泰源、陳靜敏、陳曼麗等多位立委及好家宅共生文化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了一場座談會,邀請日本多年前創辦「共生之家」的創辦人市原美穗與認同此一理念後加入推廣的松本京子,分享Home Hospice這種介於社區與家庭間的新型態臨終關懷模式,提供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的台灣社會參考。

市原美穗目前擔任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全國Home Hospice協會理事長,在宮崎市經營「卡桑之家(かあさんの家)」。松本京子目前則擔任協會副理事長,同時經營位在神戶市的「和諧之家(なごみの家)」。現加入Home Hospice協會的法人會員約有43家,遍布全日本。

市原美穗表示,雖然日本有長照保險、在宅醫療等照護,但這些照護無法提供24小時的照護,服務有限。因為有許多長輩的狀況可能無法返家或是沒有機構可以收容,於是這種可以提供24小時照護的「家」應運而生。這種結合了體制內的照護資源,以及體制外更人性的生活照護,照顧長者至臨終的創新照護模式,稱之為Home Hospice。

市原美穗進一步指出,以她居住的宮崎市來說,有許多提供在宅醫療的醫師、日照中心及居家護理所等,提供完善的照護服務,但即使有了居家醫療服務,還是有人無法順利返家接受照護,於是她想到可以找一棟房子,讓無法回家照護的人住到這個「家」,然後把醫療服務引進到這裡,提供24小時照護的第一家Home Hospice——卡桑之家就這樣誕生了。

市原美穗認為「Home」不應是空殼,「Hospice」更不是傳統認知中只是個等死的地方,因此,成立一家Home Hospice,居住場所的選定很重要。這棟房子不是機構,只是社區裡的一般住宅,對社區居民來說,就像是「啊!那是某某人的家」。因此,他們承租的不只是房屋,還包括社區居民對原屋主的信任,而且他們也不單只是租屋,同時包括屋內的家具,甚至屋主使用的各種器皿等,也一併租下。所以這棟有庭院、採光、通風良好的Home Hospice,看起來就只是個普通的家。 

醫療+24小時靈性照護 住民「共生」過自己的生活

在Home Hospice裡沒有呼叫鈴,因為一起生活在這裡的住民大家彼此關心,只要有一點點變化,每個人都會及時伸出援手,幫忙解決。由於照服員每天陪伴、支援住民的生活,因此對每位住民的狀況也非常清楚,可以提供醫療人員明確的報告。

因為認同Home Hospice理念而加入的松本京子,原本在公立醫院擔任護理師,在1995年阪神地震後,她第一次走入社區,驚訝地發現許多醫院的工作或成果沒有落實到社區,因此,她選擇離開醫院轉入居家護理,也取得緩和照顧護理師資格。但是安寧病房的照護經驗,讓她感到那樣的環境不像「家」,也讓她察覺面臨死亡時不是光靠醫療,還要有靈性的照護。

松本京子認為照顧不是管理病人,因此,她投入Home Hospice經營,主張當醫療無法治癒時,就應該回歸生活,而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協助住民思考,找出他們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後給予支援。所以,在和諧之家住民用口進食,補充足夠水分,住民也不包尿布,照服人員會協助更換衣物。所以在這裡可看到,住民餵另一個住民吃飯,就像家人彼此照顧一樣。

什麼是共生?居民彼此生活、幫忙就是共生。松本京子表示,比起一個人生活,大家一起生活比較快樂;看到共生之家,彼此不認識的人,一起生活之後產生的關係,真是超乎大家的想像。而照服人員扮演的只是這群住民人生的夥伴,陪他們一起走,所以,生活中不需要幫他們做太多事,不干擾他們,讓他們安詳地走完人生。

帶著微笑離開 人生更圓滿 

臨終照護是Home Hospice重要的任務,市原美穗指出,有超過80%的住民是在Home Hospice臨終的。如果在醫院臨終,醫院關注的只是儀器上顯示的數據;在家臨終則可以讓家人有機會陪伴、說話。因此,臨終陪伴支援對即將臨終者的家人很重要。

市原美穗指出,近來許多日本人沒有陪伴臨終的經驗,遇到時往往不知所措,所以,Home Hospice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陪伴住民與其家屬一起思考,什麼是對往生者最重要的,大家一起幫忙、一起等待臨終,一起向往生者告別。

在Home Hospice臨終時,因為就像在家裡,所以其他住民也會一起關心、告別,看著往生者臉上帶著微笑離世。市原美穗表示,臨終照護就像把生命的棒子交給下一輩,大家要好好接住,生命是不會消失的;對家屬來說整個過程的一切,都是臨終,一個人的臨終不是離世的那瞬間,而是整個過程。

臨終照顧不是醫療,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希望可以在社區將這樣的理念推廣、落實。由於Home Hospice目前屬體制外的照顧模式,除了醫療、照護保險的補助,24小時的生活支援與陪伴服務等非正式服務,則需要另行付費,費用包括房租、餐費、水電等費用。

由於是以家為出發,雖沒有條件篩選,但因收容住民人數有限,會以個案迫切程度來決定,如狀況佳有機構可收容者,會建議先入住機構,餘命短者可優先入住。

日本目前約已設立55家的Home Hospice,對於這種同時兼顧體制內外創新的照顧模式,提供彈性與人性的臨終照護,更重要的是照顧品質的提升,或許可為台灣長照發展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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